年的卫国战争,在这漫长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,联盟其实是处在一种人治的状态下的。而相比起法治,人治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个人专断,无法可依,或是有法不依,并由此导致个人的权力不受限制,想怎么搞怎么搞,想整什么人就整什么人,同时,贪污腐败失控,等等等等。
再看如今的联盟,今天能够来参加全联盟党代会的人,都是从大清洗时期走过来的,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沾着点血,真正清白无辜的人并不是没有,但绝不是大多数。除此之外,能够坐到党代会会场的这些人,都可以看作是联盟如今的既得利益者,他们都是“干部决定一切”这句口号中所说的干部,因此,他们本身就享受着“人治”所带来的好处。
在这种情况下,一千多与会的党代表们,不敢说所有人都不支持贝利亚想要搞的法制建设,但即便是有人支持他,支持者也绝对占不到多数,可以确定的是,不是那种真正大公无私、立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,恐怕是很难选择站到贝利亚一边的。
另外,真正大公无私、立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,又怎么会支持贝利亚去搞法制建设,这家伙可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席,是斯大林同志曾经的头号打手,他的脑门上是贴着反派标签的。支持这样一个反派去搞什么法制建设,那和与虎谋皮有什么两样?
所以,在维克托看来,尽管贝利亚搞了一场突然袭击,但他要想达到目的,可能性还是非常小的。
相对于贝利亚,维克托虽然也赞同联盟需要施行真正的法制建设,但法制建设的工作却不能在当前的局势下展开,因为就当下而言,联盟并没有一个称得上稳固的领导核心。
要在联盟搞法制建设,必然会出动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,由此,推动这项改革的人,必须牢牢掌控着联盟的核心领导地位,其必须在绝对掌控局势的前提下,来大力推动这项改革,从而将那些顽固的既得利益者清理出局。
而在如今的莫斯科,不管是马林科夫还是贝利亚,亦或是赫鲁晓夫,都没有能力牢牢掌控局势,他们还处在三方角力的状态下呢,因而,贝利亚早早的跳出来,在未经中央主席团批准的情况下,将法制建设的问题拿到全联盟党代会上去的讨论,其将要面对的局面,恐怕不会像他自己想象的那般乐观。
“所以我的看法是,在这个时候,必须将更多地关注放在那些威胁性更大的人身上,”迎着安德罗波夫的目光,维克托伸出手,用食指在那份文件上敲了敲,说道,“比如说文件中涉及到的这些人,我们要确保这些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足够安稳,不会试图以某种愚蠢的方式来改变局势。”
愚蠢的方式是什么,维克托并没有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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