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高,经营上的规模效益更是无从谈起。事实上,人民公社体制越是向前发展,自身的弊端暴露得也就越明显,要不是有“文化大革命”和“农业学大寨”这样的政治运动支撑,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恐怕不会在农村统治长达20多年。
然而。一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。这套传统体制仍在惯性发展。1976年12月,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京召开。会议强调:“农业学大寨、普及大寨县,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。”
次年10月30日至11月18日,接着召开了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。座谈会讨论了大寨县的标准问题。认为随着大寨县的普及,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已经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。12月19日**中央批转了这次座谈会向中央政治局的汇报提纲,指出:随着公社、大队两级经济的壮大,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,以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“一大二公”的优越性,是前进的方向,是大势所趋。
1977、1978年错在什么地方?就是错在没有把“实事”搞清楚。经过了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的破坏。已经不可能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。考察了日本、欧洲,只看到了他们战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成为发达的国家,没有看到他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好,他们的技术力量比我们强。更重要的是没有看到他们没有八亿农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这样一个情况,从而不适当地坚持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,并且错误地提出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、要在20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。结果犯了“急于求成”、“欲速不达”的错误。
1983年以后错在什么地方?就是错在没有坚持20年翻两番的前十年打基础、后十年振兴的两步走的发展战略,同样错在没有把“实事”搞清楚。当时的“实事”是什么?首先,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,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,经济体制有待在经济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进行系统的改革。在这种情况下,前十年只能着重于打基础、理顺关系。速度不能搞得太快,而且要边走边看。走一步看一步。由于没有这样做,一些领导人天天在那里鼓动翻番。鼓动大上基本建设项目,鼓动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,结果出现了1984年第四季度的严重失控,1987又没有正视经济中存在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,软着陆没有着下来又再度起飞,最后导致国民经济的再度大调整,重犯了“急于求成”、“欲速不达”的错误。
林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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